西方汉学中的道教研究
发布时间：2022-11-23 09:07:33作者：药师经常识网
西方汉学中的道教研究
西方汉学中的道教研究
郑天星
西方汉学历史悠久，产生于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。
在西方汉学界研究中，儒、释、道三教研究占有重要地位，且被认为是中国的“大传统”。从西方汉学发展史看，三教中的道教研究起步较晚，大约始于20世纪50年代。
已故法国德裔著名的道教研究者安娜·赛德尔（1938-1991）在其绝笔之作《西方道教研究编年史（1950-1990）》长文中指出：“作为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诸要素之一，道教在西方是最后被发现和研究的。大约在1950年，保罗·戴密微（1894-1979）发表了亨利·马伯乐（1883-1945）的译著。从那时起，人们才开始共同严肃地从道教自身文献出发去理解道教。之所以对道教的认同跚跚来迟，更多地是由于思维方式上存在盲点，而非现实中存有障碍。”
事实上，欧洲汉学道教研究发端于19世纪。1814年12月11日，法兰西学院设立了欧洲第一个汉学讲座，第一位中文讲席雷慕沙（1788-1832）于1816年出版了满语本《太上感应篇》的法文译本，1823年发表了《关于老子一生及其作品的报告》，但文中只选择部分章节。他的弟子儒莲（1797-1874）于1842年出版了《道德经》全译法文本，不过他把书名却译成《关于道和德的书》。
1868年英国新教传教士湛约翰（1825-1899）将《老子》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，译名为《老子的思辨、哲学、政治和道德的思考》。1875年英国牛津大学设中文教授一职。
1870年德国保守派作家斯特劳斯（1808-1899）就将《道德经》译成德文在苏黎世出版，这个译本的解释文长达400余页，到1987年止，共出版8次，在德语地区的知识界得到了最广泛的传播。1912年柏林大学才设立了汉学讲座。
荷兰著名的汉学家许理和于1992年在台北发表过《老子在东方和西方》，他说：”道德经在西方人眼中，无论从任何西方的思想派别看来，都是中国最重要的哲学典籍，也最富于中国智慧，或甚至更广泛而言——东方智慧。但其中许多的研究并不完全是哲学性的，例如有些人用福音的语词来解读老子；有些将老子的’道’与叔本华的‘世界魂’、或柏格森的‘生命冲力’，或是印度的‘大梵天’相比拟。虽看法各有不同，但是都表示对老子《道德经》的重视。
英国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权威李约瑟（1900-1995）博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：”中国没有道学，就像大树没有根一样。有学者称，迄今为止，《道德经》的外文译本，总计约有220余种，至于研究老子思想的专著，仅西方国家按其国家书目的登录，就约有1700多种，可见老子研究已具有世界性了。
这里举两个例子。前不久，收到台湾交通大学林国雄先生寄来他主编的《论有无与场》（1977），书中收有李培权写的《救救老子文明之五千言》一文称：“美国前任总统雷根在1987年国情咨文中曾引用老子的’治大国若烹小鲜’的话，竟使美国有八家出版公司争着出版《老子》。最后是哈泼出版公司以十三万美元之高价，从英文译者岱芬·米歇尔那里购买了出版权，若以老子五千言计，真是一字值千金了。”文中所言“雷根”，在大陆译作“里根”。“治大国若烹小鲜”一语出自《老子》第六十章首句，白话作如下解：“治理大国要像煎小鱼那样（不要常扰动它）”，意思是治理国家，要“无为”。哈泼公司英文名称“Harper”，是美国较大的出版公司。老子五千言，实为5722字。译者者的英文全名叫Stephen Mitchel。
据伦敦中文报纸《星岛日报》1998年3月12日报道，英国汉学家彭马田（英文名Martin Palmer），将《道德经》译成英文，制成录音磁带，于1998年2月18至19日伦敦召开“世界（宗教）信仰与发展”会议之机公开出售，这盒录音带由英国著名演员奈杰尔·霍索恩朗诵，并配有悦耳的音乐。这可真是个绝无仅有的发明创作，给喜欢道家和道教思想的英语读者提供了极大方便。
据荷兰乃梅亨天主教大学神学研究所教授克努特·沃尔夫的1997年第4版《西方道教书目》统计，从雷慕沙1823年选择《道德经》起到1995年德国汉学家汉斯·格奥尔格·默勒出版马王堆帛本《道德经》的德译本止，182年间共出363种外文译本，涉及23种语言，可见《老子》已走遍全世界。
西方汉学界对道教的广泛研究，始于三次国际道教研究会议期间。会议英文全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the Taoist Studies。
第一次会议于1968年9月7至13日在意大利北部的贝拉焦召开，发起者是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中国文化研究委员会，勒克菲勒基金会提供赞助。与会学者16人，提交论文者10人，他们来自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联邦德国、荷兰、加拿大、瑞士。这次会议的议题广泛。会议结束后，美国芝加哥大学主办的国际比较历史研究杂志《宗教史》第9卷第2-3期（1969-1970）刊登了6篇文章，其中有会议主持者霍姆斯·韦尔奇的《贝拉焦道教研究会议》，此文是对会议的总结。
第二次会议于1972年9月2日至7日在日本长野县的蓼科举行，日本道教学会主办，美国哈佛大学东亚中心和世界宗教研究中心协办，日本文部省和三菱集团资助，与会者14人，发表论文13篇，他们来自日本、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联邦德国。会议结束后不久，日本酒井忠夫教授主编出版了日文版的《道教综合的研究》（国学刊行会1976年版）。美国韦尔奇教授和联邦德国安娜·赛德尔博士合编出版了英文版《道教面面观。中国宗教论文集》（耶鲁大学1979年版）。
郑天星
西方汉学历史悠久，产生于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。
在西方汉学界研究中，儒、释、道三教研究占有重要地位，且被认为是中国的“大传统”。从西方汉学发展史看，三教中的道教研究起步较晚，大约始于20世纪50年代。
已故法国德裔著名的道教研究者安娜·赛德尔（1938-1991）在其绝笔之作《西方道教研究编年史（1950-1990）》长文中指出：“作为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诸要素之一，道教在西方是最后被发现和研究的。大约在1950年，保罗·戴密微（1894-1979）发表了亨利·马伯乐（1883-1945）的译著。从那时起，人们才开始共同严肃地从道教自身文献出发去理解道教。之所以对道教的认同跚跚来迟，更多地是由于思维方式上存在盲点，而非现实中存有障碍。”
事实上，欧洲汉学道教研究发端于19世纪。1814年12月11日，法兰西学院设立了欧洲第一个汉学讲座，第一位中文讲席雷慕沙（1788-1832）于1816年出版了满语本《太上感应篇》的法文译本，1823年发表了《关于老子一生及其作品的报告》，但文中只选择部分章节。他的弟子儒莲（1797-1874）于1842年出版了《道德经》全译法文本，不过他把书名却译成《关于道和德的书》。
1868年英国新教传教士湛约翰（1825-1899）将《老子》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，译名为《老子的思辨、哲学、政治和道德的思考》。1875年英国牛津大学设中文教授一职。
1870年德国保守派作家斯特劳斯（1808-1899）就将《道德经》译成德文在苏黎世出版，这个译本的解释文长达400余页，到1987年止，共出版8次，在德语地区的知识界得到了最广泛的传播。1912年柏林大学才设立了汉学讲座。
荷兰著名的汉学家许理和于1992年在台北发表过《老子在东方和西方》，他说：”道德经在西方人眼中，无论从任何西方的思想派别看来，都是中国最重要的哲学典籍，也最富于中国智慧，或甚至更广泛而言——东方智慧。但其中许多的研究并不完全是哲学性的，例如有些人用福音的语词来解读老子；有些将老子的’道’与叔本华的‘世界魂’、或柏格森的‘生命冲力’，或是印度的‘大梵天’相比拟。虽看法各有不同，但是都表示对老子《道德经》的重视。
英国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权威李约瑟（1900-1995）博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：”中国没有道学，就像大树没有根一样。有学者称，迄今为止，《道德经》的外文译本，总计约有220余种，至于研究老子思想的专著，仅西方国家按其国家书目的登录，就约有1700多种，可见老子研究已具有世界性了。
这里举两个例子。前不久，收到台湾交通大学林国雄先生寄来他主编的《论有无与场》（1977），书中收有李培权写的《救救老子文明之五千言》一文称：“美国前任总统雷根在1987年国情咨文中曾引用老子的’治大国若烹小鲜’的话，竟使美国有八家出版公司争着出版《老子》。最后是哈泼出版公司以十三万美元之高价，从英文译者岱芬·米歇尔那里购买了出版权，若以老子五千言计，真是一字值千金了。”文中所言“雷根”，在大陆译作“里根”。“治大国若烹小鲜”一语出自《老子》第六十章首句，白话作如下解：“治理大国要像煎小鱼那样（不要常扰动它）”，意思是治理国家，要“无为”。哈泼公司英文名称“Harper”，是美国较大的出版公司。老子五千言，实为5722字。译者者的英文全名叫Stephen Mitchel。
据伦敦中文报纸《星岛日报》1998年3月12日报道，英国汉学家彭马田（英文名Martin Palmer），将《道德经》译成英文，制成录音磁带，于1998年2月18至19日伦敦召开“世界（宗教）信仰与发展”会议之机公开出售，这盒录音带由英国著名演员奈杰尔·霍索恩朗诵，并配有悦耳的音乐。这可真是个绝无仅有的发明创作，给喜欢道家和道教思想的英语读者提供了极大方便。
据荷兰乃梅亨天主教大学神学研究所教授克努特·沃尔夫的1997年第4版《西方道教书目》统计，从雷慕沙1823年选择《道德经》起到1995年德国汉学家汉斯·格奥尔格·默勒出版马王堆帛本《道德经》的德译本止，182年间共出363种外文译本，涉及23种语言，可见《老子》已走遍全世界。
西方汉学界对道教的广泛研究，始于三次国际道教研究会议期间。会议英文全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the Taoist Studies。
第一次会议于1968年9月7至13日在意大利北部的贝拉焦召开，发起者是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中国文化研究委员会，勒克菲勒基金会提供赞助。与会学者16人，提交论文者10人，他们来自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联邦德国、荷兰、加拿大、瑞士。这次会议的议题广泛。会议结束后，美国芝加哥大学主办的国际比较历史研究杂志《宗教史》第9卷第2-3期（1969-1970）刊登了6篇文章，其中有会议主持者霍姆斯·韦尔奇的《贝拉焦道教研究会议》，此文是对会议的总结。
第二次会议于1972年9月2日至7日在日本长野县的蓼科举行，日本道教学会主办，美国哈佛大学东亚中心和世界宗教研究中心协办，日本文部省和三菱集团资助，与会者14人，发表论文13篇，他们来自日本、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联邦德国。会议结束后不久，日本酒井忠夫教授主编出版了日文版的《道教综合的研究》（国学刊行会1976年版）。美国韦尔奇教授和联邦德国安娜·赛德尔博士合编出版了英文版《道教面面观。中国宗教论文集》（耶鲁大学1979年版）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