葛亮安心辅佐刘禅,回成都后主掌蜀汉大权。自他上台后排挤李严,安插亲信,独掌朝纲。他开府理事,大小事物“咸决于亮”,俨然就是一个“假皇上”。最露骨《出师表》应是最好的证明。
诸葛亮掌握一切事务的决断权,在给后主的上书中厚颜无耻,对后主指手画脚。诸葛亮除了对刘禅提出了这样一些不能不从的“建议”外,当然也不会忘记安排他北伐离开成都后朝中的人事问题。
“侍中、侍郎郭攸之、费祎、董允等,此皆良实,志虑忠纯,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。愚以为宫中之事,事无大小,悉以咨之,然后施行,必能裨补阙漏,有所广益。……亲贤臣,远小人,此先汉所以兴隆也;亲小人,远贤臣,此后汉所以倾颓也。先帝在时,每与臣论此事,未尝不叹息痛恨於桓、灵也。侍中、尚书、长史、参军,此悉贞良死节之臣,原陛下亲之信之,则汉室之隆,可计日而待也。”
诸葛亮已经任何事情都要过目了,刘禅只不过是听听他的汇报而已。诸葛亮南征回来之后,为了集权,一心想发动北伐。
可是蜀国正处在羸弱状态,不适于进行大规模的战争。诸葛亮为达到目的,鼻涕一把、泪一把的哭述先帝遗志,恢复大汉天下的雄心,逼迫地刘禅哑口无言。蜀汉政权中,李严、廖立、魏延等人对诸葛亮专政揽权颇多微词,李严亦猜忌诸葛亮有不臣之心。《三国志·蜀书·李严传》注引《诸葛亮集》云:“(李)严与(诸葛)亮书,劝亮宜受‘九锡’,晋爵称王。”
九锡这项殊礼太复杂,但以下几项殊礼却是人人都能看到的:“剑履上殿”,即可以带着武器、不脱鞋子进入宫廷,享受与皇帝同等的待遇;“朝觐不趋”,在朝廷上以快走为礼节,但接受了这项殊礼的权臣却可以不慌不忙地慢慢行走;“赞拜不名”,皇帝和朝仪官对大臣一般都是直呼其名,对权臣却特别允许不称呼名字,只称呼官职和姓氏。这三条都与上朝有关,有了这三项殊礼,皇帝和权臣在朝堂上就几乎没有区别了。后来发展的更不像话,竟然出现给权臣设立专座的“殊礼”,还允许权臣跟皇帝平起平坐,俨然一副太上皇的模样。由于这种殊礼实在太露骨,一般的权臣都还不敢使用。汉末,曹操欲加九锡,受汉禅,遭到心腹荀彧的坚决反对。觉得九锡实在不是人臣要的东西,曹操为此失了不少人心,实在是得不偿失。
诸葛亮明知道李严什么意思,不但不检点,而且还大言不惭地说:“吾与足下相知久矣,可不复相解!足下方诲以光国,戒之以勿拘之道,是以未得默已。吾本东方下士,误用于先帝,位极人臣,禄赐百亿,今讨贼未效,知己未答,而方宠齐、晋,坐自贵大,非其义也。若灭魏斩睿,帝还故居,与诸子并升,虽十命可受,况于九邪!”
俨然他对目前的权利嗤之以鼻,他之所以不取代刘禅是怕成为众矢之的,维持现在这种状况,虽然没有皇帝的名分,可内外事务统一归自己决策,也跟皇帝没什么区别。作为一个托孤之臣,能对后主指手画脚,过多地干预朝政,而别人又认为是“鞠躬尽瘁”,诸葛亮可说是古今第一人。
诸葛亮死后在给他立庙的问题上,刘禅曾做过一次反常举动。根据史书记载:“亮初亡,所在各处为立庙,朝议以礼秩不听,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,言事者或以为可听立庙于成都者,后主不从。”言事者只得退而求其次,建议立庙于沔阳。禁止百姓“私祭”,后主才勉强同意。
后主为什么不同意为诸葛亮立庙?诸葛亮生前,刘禅以“相父”称之,关系可见非同一般,难道诸葛亮死后立个庙祭祀都不可以了?究其原因只能说是刘禅在报复诸葛亮,因为诸葛亮生前以“相父”身份对后主指手画脚,压制刘禅时间太长了。诸葛亮活着的时候,刘禅敢怒不敢言,他死后,刘禅才能直起腰板说话。可见在刘禅心中有多痛恨诸葛亮了。刘禅被诸葛亮压抑到无法容忍的地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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